甲午战争以后:列强侵华加剧,清廷治国无方,中华民族危机,民族主义传入,长期蛰伏不显的“炎黄子孙”等称谓好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,频频见诸于书刊报纸,成为广泛使用的流行词语。改良派是这一现象的提倡者,而革命派则是真正的主导者。二者虽然同样使用“炎黄子孙”,但含义却明显不同,改良派认为“中国皆黄帝子孙”,革命派却认为“炎黄之裔,厥惟汉族”。以“发明国学,保存国粹”为己任的国粹学派,视黄帝为国粹、国魂。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诗云:“人生亦有祖,谁非黄炎孙?归鸟思故林,落叶恋本根。”满族贵族盛昱大声疾呼:“起我黄帝胄,驱彼白种贱,大破旗汉界,谋生皆自便。”清末“炎黄子孙”称谓的勃兴一方面促进了反清革命的兴起与胜利,另一方面在促使“炎黄子孙”真正成为国人广泛使用的自我称谓的同时,又缩小了“炎黄子孙”一词的指代范围,不利于民族国家的构建。辛亥革命后,“五族共和”取代了“驱除鞑虏”,“炎黄子孙”亦由汉人的同义语转变为中国人的代名词。经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洗礼,国人进一步形成了“中华民族之全体,均皆黄帝之子孙”的共识。
抗日战争时期: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,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、浴火重生的时候。“炎黄子孙”称谓终于在抗战的烽火中定型为中华民族的指代符号,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。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的电报中称:“我辈同为黄帝子孙,同为中华民族儿女,国难当前,惟有抛弃一切成见,亲密合作,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。”蒋介石在《告抗战全体将士书》中指出:“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”。国共两党同祭陕西黄帝陵,毛泽东亲撰祭黄帝陵文,蒋介石亲题“黄帝陵”三字,他们都以“炎黄子孙”自居。学者们纷纷以笔代枪,弘扬炎黄二帝伟绩,激励军民抗战士气。陈子怡先生在《中华民族,黄帝子孙,一耶?二耶?》一文中指出:“非黄帝子孙者,皆纳入黄帝子孙之中,而无论何姓,皆黄帝子孙矣”;“所以后世之人,咸谓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也”。钱穆先生在《黄帝》一书中认为,“我们自称为‘炎黄子孙’,是很有道理的。”表达了对“炎黄子孙”、“黄帝子孙”称谓的认同。
“炎黄子孙”称谓与其说是一个血缘符号,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符号。海内外华人自称“炎黄子孙”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,是“文化寻根”和“文化自觉”的需要。因此,只要这种认同心理继续存在,“炎黄子孙”称谓就会继续使用下去。